吕梁教父因贪腐被判死刑主动索贿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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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个属于大新闻的日子，很多重磅消息。

其中一起案件的宣判引起了岛叔的注意：对山西省吕梁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张中生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张中生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如果只是对一个副厅级的贪腐干部宣判，那没什么稀奇。但注意，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贪腐犯罪适用死刑的第一案，且此君的贪腐数额实在是太大了——

法院审理查明，从到的十几年间，被告人张中生在中阳县县长、县委书记、吕梁市委常委、副市长等任上，为他人在煤炭资源整合、项目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4亿余元，其家庭有折合人民币共计1.3亿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同时，在十八起受贿犯罪事实中，张中生有两起受贿犯罪数额均在人民币2亿元以上，还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人民币万余元；案发后尚有赃款人民币3亿余元未退缴，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应予依法严惩，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10.4亿，刨除两起单笔超2亿的受贿，以及那笔多万的索贿，平均下来单笔受贿基本在多万。是的，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事实上，关于这名贪腐官员，侠客岛年3月就写过文章。从年被调查、年1月被逮捕到今天被宣判，时间已经过去了4年，可以想象此案调查之历程。在今天读这篇旧文，依然会生出一些思考。因为已经隔了两年，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因此对旧文略有改动。

前两年的两会，山西代表团总是很“热闹”。原因之一，是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喜欢在媒体开放日“讲故事”。

比如年，在形容腐败问题时，王儒林说，山西的腐败不是“个案的”、“孤立的”，而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一帮、一动就塌方”，从省部级到村干部都有大量案件；年，他则一口气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说有老板找厅长办事，在纸条上写了“给你三千万干不干”之后把纸条吞进肚里；

第二个，是说有某名干部生活奢靡，组织老板们买了架飞机，每天从国外给自己空运牛奶；

第三个，则是某位副市长贪腐已经查实6.44亿，比山西倒数9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还要多。

听这些故事，就仿佛在听一出活灵活现的山西官场现形记，不熟悉官场的人真觉脑洞大开。

答完腐败问题，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说，“终于不那么沉重，可以笑笑了”。

故事

虽然王儒林在讲故事时隐去了名字，但是媒体依然不遗余力。比如第三个故事，贪腐6.44亿的官员，按照可信的消息，基本已经可以确定就是江湖人称“吕梁教父”、当年分管吕梁煤炭产业的副市长张中生——今天我们发现，当时的数据是已经查实了6.44亿，两年过去，又发现了新的涉案事实，这一数据也涨到了10.4亿，增幅超过60%。

张中生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出生在吕梁下辖的中阳县。年，时年62岁的张中生被调查，年1月，被逮捕。关于他，已有的报道里已经有太多故事。

比如，澎湃的报道称，中阳县大大小小的煤矿中，张中生通过各种手段控制的可能近8成；担任副市长期间，甚至能以自己的能量架空和排挤时任的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若干年后在省委常委、秘书长的任上落马，一审被判15年，涉案金额超万）；比如他睚眦必报、狂妄霸道；又比如，他和吕梁著名的煤老板邢利斌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当年那个“万嫁女”引发轰动的土豪，跟张中生落马前后脚的时间被调查；甚至，一些企业家在给张中生行贿时，用的都是银行的大额承兑汇票。

张中生

也许是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官员报道已经层出不穷，大家对这种新闻已经不再新鲜，因此其吸引眼球的边际效应正在下降。但侠客岛早就说过，反腐从来不是一场集体狂欢的围观大戏。因此，在这个当口，我们可以思考一些别的问题。

吕梁

从年8月到年6月，王儒林在山西任省委书记。到任后，他省内调研的第一站就选在吕梁。

一般来说，通过看某位新领导上任后的调研路线，可以对其思路窥知一二。

当时，王儒林这样解释行程的选择：“我到山西工作后，把调查研究的第一站选在吕梁。实事求是地说，有的同志建议，吕梁情况复杂，第一站最好不去吕梁。我经过认真考虑，第一站还是要到吕梁来。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吕梁是革命老区；第二，吕梁是腐败问题重灾区；第三，吕梁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乡；第四，吕梁是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矛盾突出的地区。我们不回避矛盾和问题。”

当时吕梁的情况确实足够复杂——

两任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均日后在副部级职位上落马；前山西常委、统战部长白云也在这里干过3年副书记；副市长张中生、人大副主任郑明珠被查；当时，山西落马的7名省部级干部多数与吕梁有关系；当地有影响力的10多名企业主被带走；一段时间内，山西省纪委查处的干部中，落马时在吕梁任职的官员数量居全省地级市之首。

数字也足够惊心动魄：从年9月到年1月，山西全省立案超过2.8万起，处分超过3.1万人；查处的厅局级干部人，县处级超过人。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反腐，仅省管干部就缺编人——如果你足够熟悉官场的规模，知道一个省大概能够配备多少这种级别的干部，就知道这个查处比例是相当惊人的。

聂春玉

作为革命老区，张纪中给吕梁拍了《吕梁英雄传》；出过王岐山都称赞的廉吏于成龙、出过如此多英雄儿女的地方，却因为煤炭而导致了“塌方式”腐败，其中的原因足以令人深思。

寻租

年，吕梁的GDP超过了亿。全市总面积的54.3%，都是四大煤田的范围。煤海山西总储量的15.26%都在这里，存储量高达亿。

在煤炭日子好过的岁月里，大大小小的煤矿就如同开足了马力的印钞机。之后一段时间，在全国乃至全球煤炭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山西的经济也曾深陷困境。

看看数字就可知道：年，山西的GDP增速还是10.1%；年，则是13%；3年时间，数字一路下台阶，从8%、4.9%掉到了2.7%，排名全国倒数。

产能过剩、市场不景气，固然是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但贪腐对经济的破坏性，则是更致命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贪腐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当“润滑剂”的论调，简直不容一驳——哪怕当年的潜规则让经济得到了数字上的增长，其对经济的深层破坏却是更长久的。

临汾中院对张中生的宣判中就有这样一句：“张中生利用领导干部职权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

对于山西经济，反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从到，两年间，经过中央全覆盖、无死角的大力度反腐，山西省GDP又渐渐转好；年，山西省的GDP达.15亿元，同比增长7%；而在处理了一批腐败官员之后，吕梁市也成为年山西省GDP增速最高的地级市，年同比增长9.2%。

说回贪腐对经济的破坏。王儒林曾这样概括这种破坏作用：“煤炭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都是采取政府决定的方式。这种做法很容易为官商勾结、巨额利益输送、非法获利等严重腐败提供土壤和条件。”

比如，利用煤矿的寻租，张中生左手权力右手钞票，既可以让亲信经营煤矿，也可以收钱后压下黑煤矿的安全事故；既掌握着煤炭的安全生产关停，也可以通过压低中间评估等手段，在煤矿整合中进行低价收购、利益输送。

侠客岛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也曾提到，山西的落马高官中，大部分都有过能源从业经历。

怎么办？当时王儒林提出的思路是，“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致力于打造公开化、公平化的市场环境，计划取消一级市场中对不同所有制矿业企业的差别化待遇”。年两会，王儒林说，在这些案件和潜规则没有被打掉之前，永远是劣币驱逐良币，不是最优秀的企业拿到资源，而是最能送钱的企业拿到资源。

打掉之后呢？“山西的加快发展将面临巨大压力，而且将经历较长的艰难时期。”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煤炭一业，其后更有结构转型的问题。

干部

“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也存在于政治领域。

十多年前，时任山西省长于幼军曾感慨治理非法煤矿的难度：“阻力不仅是几千个非法矿主，而是背后的干部，每个非法的矿没有十个八个基层党政干部和执法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保护伞，它是干不下去的”。

一个例子就足以引起思考：年两会上被王儒林提起的“重灾区市”，从年到年9月，5年内重处的案件，只有4起，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人，涉案5万元。据报道，这个市就是吕梁。

的确，在最新查实涉案10.4亿元的张中生面前，5人、5万元的数据，看上去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当时，新调任的山西纪委书记表示，因为过去很少办案，所以纪委的很多人“根本不会办案”。

反腐力度这么大，干部的心态也不免发生变化。曾经主政吕梁8年的聂春玉落马后，当地的官员就曾人心惶惶。年的一组调查数据说明了这种情况——

吕梁下辖的柳林县，是煤炭主产地之一。调查显示，当地“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干部，只有31.4%；28.5%的干部信心不足、预期不明，25.7%的干部则迷茫恍惚、看不到光明前景。

另外一个县的调研结果则是，32.9％的干部不敢跟企业打交道了，11%选择在经济发展方面“放一放、等一等”，27%的干部选择在改革创新方面“放一放、等一等”。

巧合的是，就在王儒林讲这三个故事的年两会上，习近平作出了对“新型政商关系”的论断——

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

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